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社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始终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决定。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为了解决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而形成的，包括对资源的分配方式、权力结构的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矛盾的调节机制。因此，威权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其合理性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中加以考察。尽管马克思主义并未直接倡导威权体制，但其理论框架却为我们理解威权社会在某些历史阶段的功能与局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发展都以其内部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资源匮乏、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阶段，社会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维持基本的社会稳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威权社会凭借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性，能够在某些情况下显著提高资源动员和决策执行的效率，从而为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提供必要的支持。
在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结构松散的社会中，分散的民主制度虽然具有长期价值，但往往因利益集团的对立和决策效率的低下而无法迅速应对迫在眉睫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而威权体制则通过权力的集中化特征，克服了这些局限性。苏联早期的工业化进程便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在十月革命后，苏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对经济资源进行了高度集中的管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转型，将一个农业国改造为工业强国。这一过程虽然充满争议，但其展现出的效率和社会动员能力无疑表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权力集中可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
威权体制的合理性不仅体现于推动生产力发展，还表现在其对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调节能力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生产关系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尚未掌握生产资料的条件下，过于激烈的阶级对抗可能导致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混乱局面。威权体制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阶级斗争的无序化，从而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创造稳定的环境。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过渡阶段”，其本质是以国家机器为工具，逐步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扫清障碍。尽管威权体制与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等同，但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功能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工具”，即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的手段。
然而，威权体制的合理性并非绝对，而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威权体制的集中化特点可能逐渐转化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一方面，权力的高度集中容易导致权力结构的固化，形成特权阶层，背离为社会多数服务的初衷。这一问题在苏联晚期的官僚主义和权力垄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威权体制可能抑制社会创造力，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否则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革命性变革。因此，威权体制的合理性是相对的、历史性的，而非永恒不变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社会矛盾尖锐的历史条件下，威权体制可能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社会结构存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然而，这种体制并非历史的终极目标，而是通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威权体制必须向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平等的社会形态转型，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无阶级、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威权体制的历史角色在于它在特定历史阶段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矛盾的缓解创造了条件，但它的局限性和过渡性质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最终形式。在当代条件下，社会形态的变革需要既正视威权社会的历史贡献的同时推动社会朝向更加进步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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